“稳增长”就要进行财税改革

2012年的经济形势说明“稳增长”的必要性。今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并准备启动一批“事关全局、带动性强”的重大项目。

据统计，仅4月发改委批准项目就多达328个，是去年同期的两倍。国家发改委审批投资提速，被解读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启动，政府将通过系列经济政策来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。

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，已经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：资源更多的流向国企，在强化国有经济的同时，削弱了民企的竞争力；政府主导的项目投资，加大了权力寻租空间；地方债务风险加剧产能过剩、高通胀、房价和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等。而刺激之后，经济并无好转迹象。

“稳增长”不能走老路。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尚未消除，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计划，后果会怎样，中国能否再承受一次大规模投资，不禁引起笔者深深的质疑。

从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上看，过去10年间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，而投资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。如果再搞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，则意味着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还将被进一步扭曲，改善民生还将继续被忽视。另外，之前所述诸多负面影响，将以更剧烈的方式重演一遍，这对于处于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，显然是不能承受的。

如此看来，实现“稳增长”，延续之前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，已经行不通了。而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谷，想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，潜力亦十分有限。那么，内需呢？

一个国家内需大小的主要衡量指标是居民消费率，国际上所说的扩大内需一般就是指扩大居民消费这一块，然而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比较低谜，近几年甚至与GDP的不断增长成反比。比如，2000年以来，我国的消费率在逐年降低，其在拉动GDP增长中的作用也随之逐年弱化，分别从2000年的65.1％和5.5个百分点直落到2006年的39.2％和4.3个百分点。近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声称要扭转消费低迷的态势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居民消费率，试图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，但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是，2008年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降低到了35％。金融危机后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更低。

内需为啥一直萎靡不振？原因概括起来，就是“三高二低”，即“高房价、高税收、高通胀和低收入、低福利”。“三高二低”对内需的影响显而易见，在此不再赘述。形成“三高二低”的原因也很复杂，但是，在“三高二低”的背后，我国的财税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我国目前的财税制度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，逐渐形成了财权上收、事权下沉、而财事不匹配的“两头沉”现象。中央政府负责国防、外交、转移支付、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，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。地方政府所背责任和所承担事务日趋繁杂，而自身财源有限，财力捉襟见肘，无论从公共发展的需要还是从政府自身运营的需求出发，土地财政都成为地方政府最便捷而最合逻辑的不二选择。然后我们就看到各地地王频繁诞生，不断推高着土地价格，而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稳定房价，地方政府却总是想方设法托市。甚至在2011年，房地产市场在号称“史上最严”的调控压力下，土地出让金仍然高达2.94万亿，占了全国财政收入近三成。

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，重点在中央和地方的征税比例划分，也就是怎么分蛋糕，而对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考虑不足。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教育、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，却大部分推给了地方政府，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，纷纷以市场的名义放任教育和医疗机构大肆收费和乱收费。我国的社会福利性支出(包括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等)占财政支出的比例，2006年为25.9％，2009年为28.8％。而同期美国和法国为50％左右，德国超过70％，俄罗斯和巴西约为40％。

一方面是福利方面的低投入，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。分税制改革以来，我国财政收入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。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10.37万亿，比上年增长24.8％，是GDP增长率9.2％的两倍多。过去的十年间，全国财政收入翻了9倍多，而同期的GDP翻了4倍还不到，这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间，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多。“国富民退”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，而是有多严重的问题了。

我国的宏观税负之高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世行近日发布的报告称，目前中国对正式部门职工的税费，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，甚至稍高于欧盟15国的水平。世行的算法，采取的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宏观税负，即大口径的宏观税负，也就能更真实的反映人们所承担的税费负担。另根据一些学者的计算，2010年中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为35％，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发达国家的高税负对应的是高福利。

我国是个间接税过高而直接税过低的国家，前者占到整个税收的70％，后者则不到30％，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。由此也就导致两种后果，其一，由于间接税是通过商品税的形式征收，普遍加重各类企业的税收负担；其二，间接税作为商品价格的构成因素之一，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，属于可以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。这两种后果，又分别产生了两种后果低收入和高物价。前段时间国家强制提高工资水平，结果导致一批企业倒闭，企业没盈利怎么给员工涨工资？

杨元庆曾说：“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法卖的不贵，有17％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，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％。”而前段时间两会上的一个提案降低“馒头税”也引发热议，对馒头生产企业征收的增值税，目前税率为17％，也就是说消费者每购买一块钱的馒头就会缴纳一毛七分钱的增值税。高比例、大规模的间接税通过价格渠道向全社会转嫁，其结果就是使得物价和税收高度关联，从而推高物价。

所以，扩大内需需要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改革，降低税负的同时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，实现共同富裕和藏富于民。

未经同意的征税和抢劫并没有差别。这些年财政收入的高歌猛进和立法权缺失有很大关系。我国的《立法法》规定税收制度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，国务院无权开征新税，但全国人大却将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，而国务院又转授给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。其结果就是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一纸通知就可以征税，而民众却毫无抗辩之权。所以，要改变这种政府与民争利的现状就要做到税收的法制化。

同时，需要通过改革加强并实施地方自治。让地方政府拥有的财力与其责任相匹配，从而能向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，中央政府也要承担起更多的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民生责任，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支出。此外，还需改变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，降低间接税比例，提高直接税比例。

当前，最简单直接快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减少财政收入。这不仅包括减税，还包括非税收入的削减，如基金、收费等。这样做，不仅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，也会减轻企业负担，增强企业活力。减收会带来财政压力，但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，企业竞争力增强的前提下，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才能顺利进行，也才会带动经济增长而实现“稳增长”，最后又会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。

其实，现阶段要削减财政收入并不难。从税收预算与决算来看，历年的税收预算增长在10％左右，税收决算数年增长却超过20％，而且年年如此！如果2012年财政收入增长率是10％而不是20％，减收幅度将可达1万亿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。现在的情况是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半无法继续，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开了个头，甚至近几年在倒退。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启动，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继续。实际上，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任何改革，都牵扯到一个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了。

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说过，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传统国家建构完成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，都是由财政税收领域起始的。笔者认为，中国也不会例外，税改，或是政改的最佳切入口。